改革机制开放40周年中医药大事记,痛悼胡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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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中医药大事记①:一份文件!一次大考!一场会议! 上世纪80年代胡煕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担当着掌控全国中医药事业建设与发展工作的历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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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中医药大事记①:一份文件!一次大考!一场会议!

上世纪80年代胡煕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担当着掌控全国中医药事业建设与发展工作的历史重任。他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地深入开展中医药行业的考察与调研,并在卫生部党组和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黎同志的支持下,力促卫生部党组就卫生工作,尤其是中医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向党中央呈送了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就卫生工作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做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决定。为了贯彻落实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传达学习中央书记处的重要指示,卫生部党组决定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胡煕明和全国中医药界的积极努力下,在卫生部机关精心筹备下,于1985年8月10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这就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肥会议”。 “合肥会议”规模大、规格高 出席合肥会议的有卫生部各司、局与部直属单位,国家有关学术团体等正式代表230多人,还特邀当时国家计委、科委等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新闻媒体与出版单位的记者和少数国内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80多人列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 合肥会议是中西医并重,同步建设发展的新起点。会议主要任务之一是传达学习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贯彻落实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即“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优势”。为此,胡煕明在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切实制定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与措施,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卫生事业,解决中国的卫生问题,必须紧紧依靠中西医共同努力。他预言,中国的卫生事业必将是中西医并存、并重、同步建设发展的长久局面。他指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对中医与西医要一视同仁,同等看待,同等重要;要充分肯定中医的科学地位,在学术上做到中西医平等,对中医的技术职务评定、医疗事故鉴定、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中药新药新剂型研制等,要实行同行评议。同时,要求将各级中医药机构的建设发展列入同级政府的规划与计划,与各级西医机构一样同步建设发展,同级政府财政要同样给予扶持与资助,必要时还应拨出专款,单独开点小灶,给予特殊优惠与关照等。由于胡煕明同志在合肥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系列的中医药工作指导思想与理念,并得到了参加会议领导和代表们的一致认同,因而合肥会议内容与精神,迅速得以在全国各地传达、贯彻、落实。 “合肥会议”开创中医药建设新局面 合肥会议提出,在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上要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力争5年内把全国县级中医院或门诊部建立起来,同时允许中医个人开业或开办联合体;要重点加强省级中医院、中医药院校附属医院和城市综合中医院中医科建设;要把中医药人才培养作为战略重点,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恢复重建或兴办中医药高等院校、民族医药学院,提倡西医院校试办中医系或少数民族医药专业,要大力发展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要扩大中医药教育机构的办学规模,挖掘潜力扩大招生,要加强中医硕士、博士等高级中医人才的培养等。 “合肥会议”开启中医药学术新时代 胡煕明在合肥会议上号召,要认真做好中医药学术的理论继承、经验传承,鼓励中医各种学术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努力发掘散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绝招绝技,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和各地名中医的学术著作、著述,充分发挥中医药学术团体和学术性刊物在中医药学术研究与信息交流方面的作用等。胡煕明还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既要做好中医药学的传统理论继承和经验传承,也要做好中医药学的理论、学术创新和发扬,积极利用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引进先进检测设备、仪器和技术“为我所用”,促进中医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做到“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他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有条件的中医学习西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借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与方法,大胆开展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合肥会议吹响了中医药走向国内外医疗保健市场的号角,而胡煕明正是让中医药事业走进新时代的开拓者。(作者系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 胡熙明副部长大名,我在 20世纪60年代就已耳闻心仪了,那是从老司长吕炳奎那里获悉的。吕炳奎老司长原是嘉定名医,后弃医从戎,参加革命,屡建战功,被称为“中医司令”。解放后重归杏林,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所以我早就拜识吕厅长了,1956年他调卫生部任中医司司长,而我的老师章次公先生1955年亦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与吕司长比邻,同住于卫生部宿舍。我去北京开会,均先后拜望二老,相见的机会也多了。1964年胡熙明同志分配到中医司工作,成为吕老的得力助手,时闻吕老提到熙明同志,认为他工作勤奋,思维缜密,求真务实,称他是一位有前途的好同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见面却是在1979年10月于重庆举行的全国中医内科急症治疗学术交流会上,胡熙明副司长到会讲话,始获识荆,相见恨晚,畅叙振兴中医大业之计,胡司长颇多精辟之言,发人深省,十分敬佩。 1982年3月我与重庆黄星垣所长受卫生部中医司之邀,担任《实用中医内科学》一书审稿工作,在上海延安饭店住了3个月,参与统稿的有严世芸、郭子光、张大钊、蔡淦、李明富、朱步先、何绍奇、王琦等八位同志,起早带晚,埋头阅稿,相互切磋,非常融洽。期间胡熙明副司长等前来检查工作,由于大家工作认真,进度较快,保证质量,受到嘉勉。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十分亲切,深受激励,至今记忆犹新。 1984年5月27日,全国中医学术会议在芜湖召开,董建华、路志正、徐景藩、王为兰、吉良晨、谢海洲教授和我,均受邀前去作专题报告,胡熙明同志非常重视,给予高度评价:“继承创新,总结提高,相互砥砺,共同奋进。”与会同志深受鼓舞,又是一次亲切的聆取教益。 以后又有多次会议的邂逅,我对胡熙明具有强烈事业心的崇高品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84年 11月,他担任首位中医出身的卫生部副部长,1986年兼任国家中医管理局首任局长,这都应验了吕老司长的预言。胡熙明同志为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扬,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称颂。倾盆泪雨寄哀思——痛悼胡熙明刘海起 惊悉噩耗泪如雨,点点滴滴沁往昔; 位微志宏不曾移,自学跨进北中医。 目睹杏林半凋敝,重任加肩挺身起; 中西并重虽立宪,现实中医须独立。 自古医药不分离,奔走呼吁为归一; 国际医坛破天荒,世界针联树大旗。 远虑伟业法须立,立法不成撰条例; 调研足迹遍九州,岂顾积劳已成疾。 杏林晨曦雪初霽,笑对风霜化难题; 莫道中医命多舛,博采众方集广益。 两袖清风轻来去,回眸杏林与桃李; 园丁之手绣春秋,赤子之心感天地。 身不在岗心在即,鞠躬尽瘁为中医; 生为岐黄殁为斯,无怨无悔淡名利; 评君一生何所喻, 唯有春雨润旱渠; 寄吾哀思何所拟, 只有倾盆泪化雨。 胡熙明同志走了。尽管近几年来他一直重病缠身,但他逝世的消息,依然让我心头一惊。好像一棵百丈大树,一下子倒了下来,悲痛与失落,使我茫然失措。 胡熙明同志是我国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早期毕业生之一,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也是卫生部第一位中医出身的副部长。他的一生,反映了现代中医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他站在当代中医事业这艘大船的船头上,任急浪颠簸,御长风前行,尝遍酸甜苦辣,经历春绿秋红,度过了十分艰难而精彩的人生。 胡熙明热爱中医,理解中医,忠于中医。他说“中医药学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其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自立于世界医林。它以整体动态平衡观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核心。对待疾病,首先强调预防,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方针”(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84至1988》)。他不愿脱离中医临床,念念不忘王文鼎等老师的教诲,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偶尔处方用药,颇用心思,常得疗效。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中医药行政领导岗位上。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医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胡熙明与吕炳奎、张自宽等同志一道代表卫生部党组起草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加上中央批语,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这就是著名的78号文件。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卫生领域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历史性文件,为后来中医事业的振兴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1978年12月5日至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贯彻78号文件的情况。当时,我在青海省西宁市大堡子卫生院当临床医生,被省卫生厅“借调”出来,代表青海省出席会议汇报工作。会议期间,吕炳奎、胡熙明、张自宽等中医司领导看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嘘寒问暖以后,胡熙明同志问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会后,他把成都中医学院教务长侯占元、重庆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黄星垣、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黄春源和我留下来,讨论如何写座谈会简报的问题。他说,78号文件非常重要,但各地贯彻落实的情况很不理想,有的地方阻力很大。这期简报要发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把它写好。之后又让我多留一天,起草简报初稿。在初稿上,他加了这样一段话,“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几经反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建国初期,中医受歧视排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达高峰。三年困难时期,机构砍,人员散。‘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屈指算来,中医事业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么几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熙明同志,他那和蔼的态度,缜密的思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文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后,我正式调到青海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司组织的各种重要活动和一些重要决策。但胡熙明同志则于1982年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去了,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但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的进步。 198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胡熙明同志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经常引用。1988年我在筹办《中国中医药报》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方面讲中医不能丢,中医有特点优势;一方面讲中医要发展,要积极利用先进科技和现代化手段。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两方面都要讲到,不能断章取义。” 1986年1月4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8年3月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胡熙明同志以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全力投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的筹建工作,搭建机构,安排人事,拟定规划计划和工作制度,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他多次谈到建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必要性,指出“中医工作存在许多问题,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在思想认识上,主要是我们卫生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对中医工作重视不够,对中医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中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了解不深,在对待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从属地位。致使中医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医药学不但不能发扬光大,甚至会衰败下去”(《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84至1988》)。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问题,在崔月犁部长支持下,先后六次向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了改革中医管理体制、加强中医工作领导的意见和措施。人大和政协也都提出提案,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胡熙明同志总结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医问题的重大措施,是振兴中医的里程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后,面对中医事业底子薄、机构少的状况,胡熙明同志提出“发展中医事业,必须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重点,学术提高为依靠,科学管理为保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抓好科技和教育的同时,抓好中医医疗工作。要把提高临床疗效作为医疗工作的中心,同时扩大服务职能,充分发挥中医医疗机构在预防、保健、康复等方面的作用”。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中药的管理职能,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划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9年7月20日至2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会上,胡熙明同志用大量篇幅谈中药管理问题,同时提出必须认真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事隔两年,中医工作的重点从“以机构建设为基础”到“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当时,全国各地有不少中医医院是集体所有制中医门诊部或城关卫生院翻牌过来的,国家的财政补贴根本到不了那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面对如此简陋的中医院,有人指着贴在门口电杆木上的院名讥笑说,“这算什么中医院”!胡熙明同志说,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不是人家逼着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要求进步!而且要把这个进步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来。内涵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胡熙明同志说:“中医事业的发展和振兴,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水平是中医事业的生命力之所在。”远在1982年的衡阳会议上,胡熙明同志就说:“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需要中医院。办西医院,卫生部门有丰富的经验,办中医院,我们还在摸索当中。中医医院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不能突出别的东西。以中医为主,也不全面,中医就是中医。中医医院的任务就是继承发展中医,就是用中医中药为人民服务”。 我和胡熙明同志相识37年,一起共事5个年头。在他身上,有许多学不完的东西。他持重稳健,低调做人。凡事深思熟虑,从不草率。他善于协调,长于攻坚,有使不完的干劲,压不弯的韧性。他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兄长!他的逝世,是中国中医界的一大损失,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大损失!(作者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吕炳奎(左)和崔月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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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中华大地,这个“春天的故事”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过去的40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药事业也以日新月异、提速飞奔的方式发展。在1978~1982这5年间,中医药事业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党中央【1978】56号文件;举办了一次改变众多中医药人命运的“人生大考”,选拔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衡阳会议。5年间,这3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医药发展的波澜壮阔。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中华大地,这个“春天的故事”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过去的40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药事业也以日新月异、提速飞奔的方式发展。

(1)1978年9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医研究生班开学,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第一批中医研究生入学。

在1978~1982这5年间,中医药事业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党中央【1978】56号文件;举办了一次改变众多中医药人命运的“人生大考”,选拔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衡阳会议。5年间,这3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医药发展的波澜壮阔。

(2)1978年9月,党中央〔1978〕56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在批示中指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78-1982年★

(3)1978年12月,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一万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问题的通知》。从当年起,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技术职称,晋升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研究员。

中医药的那些大事儿

(4)1982年,我国宪法首次明确“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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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指导方针,明确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等文件。

1978年9月

(1) 历史陈述

党中央〔1978〕56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在批示中指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78(56)号文件: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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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文革期间,中医工作遭到了很大破坏。中医药人员被迫害、机构被解散、事业被摧残,造成了中医药事业日渐式微,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

1978年9月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据统计,1959年,全国西医23.4万人,1977年发展到了73.8万人,增长2.2倍,中医则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少了三分之一。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著名的老中医,到1978年能坚持上半日班的仅有9人;辽宁庄河县1958年评出的十大名医,文革后只剩下一位仍在坚持工作;当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在建院初期从全国选调进来的著名老中医有55人,但文革后能够上半日或全日班的仅剩7人。

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医研究生班开学,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第一批中医研究生入学。

从机构方面来看,1977年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89所,其中中医学院仅17所,毕业生远远不能弥补中医药人才队伍的自然减员。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时仅剩129所,十年减少91%。部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建院20多年,三个附属医院病床总共不到500张,全国仅15个省、市、自治区设有小规模的中医药研究所,而且普遍房舍旧、设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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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上任后。他先是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得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提出“振兴中医”这一响亮口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卫生部还组织力量撰写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

1978年12月

报告起草人之一,就是原卫生部中医局负责人,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报告详细反映了当时中医药的现状,提出了8条建议。其要点是: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纠正对待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药医教研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再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一万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问题的通知》。从当年起,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技术职称,晋升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研究员。

报告上报后,1978年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这一批语转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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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中共中央以转批《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

1982年

中央在批语中,对如何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你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

我国宪法首次明确“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医药事业,刚回到卫生部的胡熙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多年后,胡熙明回忆,中央转批这个报告后,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全国中医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为题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以《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提高中医》为题的社论。 文件出台后,1978年12月5~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贯彻78(56)号文件的情况。会后在准备座谈会简报中,胡熙明说,这期简报要发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 在简报初稿上,胡熙明加了这样一段话,“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几经反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建国初期,中医受歧视排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达高峰。三年困难时期,机构砍,人员散。屈指算来,中医事业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么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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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陈述

1982年4月

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一次改变中医药人命运的考试

卫生部在衡阳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指导方针,明确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等文件。

1978年12月26日,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出通知,为贯彻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决定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布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出一万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转为全民所有制人员,以充实加强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

历史陈述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地选拔中医药人员。通知下发后,在业界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改变了几万名中医药人员的命运。

78(56)号文件:

今年已经72岁的安徽中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回忆说,当时全国一共有1万个名额,由于各地中医人才匮乏,需求强烈,最终经考试实际录用人员多达2万余人。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这次考试由各省市组织,报考条件不受限制,不论出身,不论现处工作种类,年龄在30~55岁即可报名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就会量才使用。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察中医基础理论、中药、方剂、临床病例分析(中药人员免);复试阶段中医人员考察口试和论文,中药人员考察鉴别和加工炮制。

1978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文革期间,中医工作遭到了很大破坏。中医药人员被迫害、机构被解散、事业被摧残,造成了中医药事业日渐式微,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

“这是一次宽口径的考试,相较于1977年恢复高考对报考资格的限制,门槛要低很多。考试后,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了技术职称,并晋升了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和研究员。”顾植山说。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据统计,1959年,全国西医23.4万人,1977年发展到了73.8万人,增长2.2倍,中医则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少了三分之一。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著名的老中医,到1978年能坚持上半日班的仅有9人;辽宁庄河县1958年评出的十大名医,文革后只剩下一位仍在坚持工作;当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在建院初期从全国选调进来的著名老中医有55人,但文革后能够上半日或全日班的仅剩7人。

当年,32岁的顾植山顺利地通过了这次大选拔,成为这批中医药人才中的一员。随后,他接到了一张由安徽省政府人事、卫生、公安三厅联合签发的“船票”,来到淝河岸边的古庐州府地界,跨进了一所高等院校大门,从此开始了在安徽中医药大学数十年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40年后,这批被称为“7856”部队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名家辈出。

从机构方面来看,1977年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89所,其中中医学院仅17所,毕业生远远不能弥补中医药人才队伍的自然减员。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时仅剩129所,十年减少91%。部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建院20多年,三个附属医院病床总共不到500张,全国仅15个省、市、自治区设有小规模的中医药研究所,而且普遍房舍旧、设备差。

第二届国医大师孙光荣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孙光荣以湖南省浏阳县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后几经波折,被全国著名中医药学家李聪甫研究员相中,成为其入室“关门”弟子。之后,孙光荣被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跟随李聪甫从事文献理论及临床研究,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医生涯。

转机出现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上任后。他先是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得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提出“振兴中医”这一响亮口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卫生部还组织力量撰写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

与孙光荣一样,同为湖南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熊继柏起初并不想参加考试。但当时石门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为让他能参加这个考试,在没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用1元钱为他报了名,考试临近才派人去通知他。熊继柏就这样参加了选拔,两次考试均名列湖南省榜首。1979年,湖南省人事厅和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下发调令,调熊继柏到湖南中医学院当老师,从此在讲台上一站便是50年。

报告起草人之一,就是原卫生部中医局负责人,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报告详细反映了当时中医药的现状,提出了8条建议。其要点是: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纠正对待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药医教研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再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我稀里糊涂参加了考试,还考了个最好成绩。”数年后,回忆起改变自己人生的那一幕,熊继柏依然记得很多细节,在他的答卷里,有一篇3000字的论文,大量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如今,这篇论文仍在他的博士生中传阅。

报告上报后,1978年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这一批语转发下去。

谈到这次考试的意义,顾植山说,这次考试让大量中医药人才获得进入更高层次中医科研、教学、临床机构的机会,生活、工作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激发了大家工作热情,同时,也为高等中医院校补充了大量的人才。

9月24日,中共中央以转批《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

“比如我的‘五运六气’学说,学校建立学术工作站后,有利于融合更多院校课本、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众多中医流派因此得到传承,中医体系得到了丰富。”顾植山说。

中央在批语中,对如何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你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

(5) 历史陈述

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医药事业,刚回到卫生部的胡熙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多年后,胡熙明回忆,中央转批这个报告后,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全国中医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为题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以《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提高中医》为题的社论。 文件出台后,1978年12月5~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贯彻78(56)号文件的情况。会后在准备座谈会简报中,胡熙明说,这期简报要发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 在简报初稿上,胡熙明加了这样一段话,“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几经反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建国初期,中医受歧视排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达高峰。三年困难时期,机构砍,人员散。屈指算来,中医事业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么几年时间。”

衡阳会议:一次改变中医药地位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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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医发展又出现了方向问题。“就是指,向西医发展。有人垂头丧气了,有人干脆不想干了,年纪大一点的,甚至觉得中医没有希望了。”面对当时的中医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发展中医,只发展中西医结合就可以了,中医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吕炳奎(左)和崔月犁(右)。

“中医应该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吕炳奎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力争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

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一次改变中医药人命运的考试

1981年,吕炳奎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一文,重申此方针的必要性。他指出,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78年12月26日,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出通知,为贯彻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决定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布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出一万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转为全民所有制人员,以充实加强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一次会议将这个方针真正明确下来。这便是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因为在衡阳召开,所以也被称为衡阳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地选拔中医药人员。通知下发后,在业界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改变了几万名中医药人员的命运。

“当时我提出,现在全国的中医医院都还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是不行的,要认真发展中医。”衡阳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生前这样回忆。

今年已经72岁的安徽中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回忆说,当时全国一共有1万个名额,由于各地中医人才匮乏,需求强烈,最终经考试实际录用人员多达2万余人。

缺乏中医特色,是当时中医教育的显著问题。扭转中医的西医化现象,刻不容缓。衡阳会议上,吕炳奎提出中医教育要坚持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为主的重要论点,成为以后振兴中医的重要论据,得到了崔月犁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中医同道的热烈拥护。

这次考试由各省市组织,报考条件不受限制,不论出身,不论现处工作种类,年龄在30~55岁即可报名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就会量才使用。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察中医基础理论、中药、方剂、临床病例分析(中药人员免);复试阶段中医人员考察口试和论文,中药人员考察鉴别和加工炮制。

会议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迅猛发展的转折点。

“这是一次宽口径的考试,相较于1977年恢复高考对报考资格的限制,门槛要低很多。考试后,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了技术职称,并晋升了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和研究员。”顾植山说。

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

当年,32岁的顾植山顺利地通过了这次大选拔,成为这批中医药人才中的一员。随后,他接到了一张由安徽省政府人事、卫生、公安三厅联合签发的“船票”,来到淝河岸边的古庐州府地界,跨进了一所高等院校大门,从此开始了在安徽中医药大学数十年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40年后,这批被称为“7856”部队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名家辈出。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1982年底全国中医医院逐渐恢复到753所,中医队伍也从1976年的23.6万人重新壮大到28.95万人。

第二届国医大师孙光荣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孙光荣以湖南省浏阳县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后几经波折,被全国著名中医药学家李聪甫研究员相中,成为其入室“关门”弟子。之后,孙光荣被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跟随李聪甫从事文献理论及临床研究,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医生涯。

国医大师邓铁涛在自己的著作《铁涛医话》中评价: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与孙光荣一样,同为湖南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熊继柏起初并不想参加考试。但当时石门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为让他能参加这个考试,在没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用1元钱为他报了名,考试临近才派人去通知他。熊继柏就这样参加了选拔,两次考试均名列湖南省榜首。1979年,湖南省人事厅和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下发调令,调熊继柏到湖南中医学院当老师,从此在讲台上一站便是50年。

同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写入《宪法》,明确了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稀里糊涂参加了考试,还考了个最好成绩。”数年后,回忆起改变自己人生的那一幕,熊继柏依然记得很多细节,在他的答卷里,有一篇3000字的论文,大量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如今,这篇论文仍在他的博士生中传阅。

谈到这次考试的意义,顾植山说,这次考试让大量中医药人才获得进入更高层次中医科研、教学、临床机构的机会,生活、工作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激发了大家工作热情,同时,也为高等中医院校补充了大量的人才。

澳门新葡8455,“比如我的‘五运六气’学说,学校建立学术工作站后,有利于融合更多院校课本、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众多中医流派因此得到传承,中医体系得到了丰富。”顾植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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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当年安徽省一起参加考试的同道合影。

衡阳会议:

一次改变中医药地位的会议

上世纪80年代,中医发展又出现了方向问题。“就是指,向西医发展。有人垂头丧气了,有人干脆不想干了,年纪大一点的,甚至觉得中医没有希望了。”面对当时的中医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发展中医,只发展中西医结合就可以了,中医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中医应该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吕炳奎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力争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1981年,吕炳奎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一文,重申此方针的必要性。他指出,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一次会议将这个方针真正明确下来。这便是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因为在衡阳召开,所以也被称为衡阳会议。

“当时我提出,现在全国的中医医院都还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是不行的,要认真发展中医。”衡阳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生前这样回忆。

缺乏中医特色,是当时中医教育的显著问题。扭转中医的西医化现象,刻不容缓。衡阳会议上,吕炳奎提出中医教育要坚持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为主的重要论点,成为以后振兴中医的重要论据,得到了崔月犁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中医同道的热烈拥护。

会议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迅猛发展的转折点。

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1982年底全国中医医院逐渐恢复到753所,中医队伍也从1976年的23.6万人重新壮大到28.95万人。

国医大师邓铁涛在自己的著作《铁涛医话》中评价: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同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写入《宪法》,明确了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徐婧 葛伟韬

编辑:朱蕗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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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澳门新葡8455 本文来源:改革机制开放40周年中医药大事记,痛悼胡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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